首先，得先从昨天的公众号文章《一场持续三十年的游戏，不许再玩了》说起。
这场针对离岸信托的规模与力度空前的整改重策，背后的主导者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党和国家的“经济沙皇”——峰哥。
作为政治局委员、怪物院副总理 (党组成员)、中央财办主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哪怕名义上并非蒸锅级，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副国级的峰哥近四年来在经济领域(尤其金融系统) 的话语权、人事权、布政权，实质上已经超越了曾经蒸锅级的老猪、宝宝。
纵观国史，仅次于陈云。
回到本次离岸信托的新规，特别是主要着重于税收层面，这之于峰哥本就是“老本行”——整整三十年前，厦门特区税收征管体系的搭建就是峰哥完成的，且被时厦门市的负责同志正是领袖。
也是凭此政绩，自 1993 年底开始，峰哥得以以厦门市副市长身份兼任厦门象屿保税区首任管委会主任，又全程主导了福建第一个保税区的筹建、封关运行与全链路政策搭建，仕途更上一层楼。
以就业务而言，峰哥堪称是个“老税务”。
包括二十年后入主发改委，牵头全国降成本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筹推进税制改革与企业减负工作（这是“营改增”全面推开、涉企收费清理等重大举措的核心统筹板块）等，都是其时峰哥率领发改委“架空”怪物院（强子）的重要权力分割动作——发改委啥绰号？“小怪物院”嘛 ~
当然了，十余年前，在经济层面的峰哥 vs 强子，背后还有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进程变革之背景，后文会详述，暂且先把目光聚焦到峰哥身上。
不得不叹，如今的峰哥真的是位极人臣，位高权重。
已到了不得不盘点一番的时候了。
就在 7 月最后一天，拱卫京师最重要的省份——河北，官宣换帅：罗文同志走马燕赵大地。
这又是一位峰哥亲手推上封疆大吏高位的正省部级大员。
上一位，则是十个月前入主辽宁这么个受到各路
人马关注垂涎的典型政治高地的有“苏超省长”之称的许同志。
罗文此前从未有过河北省内工作履历，看似应当是不熟悉河北工作，所以 31 日官宣时很多同志对此疑惑…
但实际上，早在七年前他被调入发改委党组，就是负责京津冀协同相关工作，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重要的一线工作者。
包括冬奥会承办的相关基建、金融贷款、财政支持，罗文均有直接参与。
因而，他不但熟悉河北，更在那一时期与发改委领导人的峰哥建立了关系。
再说同是福建老乡的许同志，就更是峰哥幕僚中的幕僚。
十多年前执掌发改委，峰哥凭借与领袖亲密关系直接掌握部委几乎全部职权，名义上的一把手老徐等于是被架空状态（老徐也是很憋屈的成为发改委七十年历史上唯一一位没能晋升副国级的一把手），许同志也就迎来了仕途水涨船高，拿到了投资司的一把手位置。
投资司，这是发改委最重要、最龙头、最具财权的司局级部门。
峰哥能够把许同志送入投资司，几乎就是注定了许同志的光明前途。
也是得益于在投资司的历练，以及之后直接服务峰哥（任发改委副秘书长），两年后他又被峰哥扶上上海市副市长的超级高位，时年 52 岁。
此后，从司局级坐正省部级高位（且是经济发
达大省江苏的省长），许同志只耗时四年。
说“火箭速度”不至于，但在当今这么个干部老龄化的时代，不可谓推力不足。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其中许同志最重要的一站，就是主政苏州。
苏州作为最强地级市，经济总量长期在全国前五 / 前六的位次徘徊，下辖四个县全部进入全国县域经济前十（昆山连续多年是全国第一县），而国家级开发区全国前三十里，苏州的五个开发区全部位列其中（苏州工业园区连续多年是全国第一开发区）。
因而，苏州市委书记这个位子向来完全就是“正部级预科班”（除了蒋宏坤由于其靠山援朝及整个团π在十八大后的失势而黯然止步）。
甚至别说正部级，连副国级都出过，那就是当前权势滔天的吏部尚书老石（见追觅科技与苏州官场秘事的那篇会员文章），他当年是首位江苏省外干部执鞭苏州，背后是领袖强力布局（老石十八大之前曾在中央党校辅佐领袖）、打破江苏本土地头蛇势力盘踞格局（其实就是打破援朝对苏州的垄断，蒋宏坤之前的梁保华、陈德铭、王珉多少都与援朝有关），这样的手法，领袖波时也运用到广东省，老马就是广东省史首位省外空降的省长，可惜最终辜负圣望…老马的文章已写过两篇，各位可回溯。
因而之因而，能够推自己人上苏州之位，可见如今峰哥之权重（前年年底苏州工业园区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峰哥就亲自出席，与新加坡李显龙谈笑风生）。
因而之因而之因而，如若推了还不止一位、乃至
所以去年初社保基金一把手的丁学东 65 岁退休，但 69 岁的刘昆却能退而不休、去接班社保基金，这番诡异场景，背后同样是老同学峰哥的助推。
而刘昆的财政部岗位，当然就是给了蓝部长——与小涛一样，二人都是刘昆在广东工作时期的旧部，后来又都被刘昆举荐给了峰哥，成为新时期峰哥的肱股之臣。
说完许同志和小涛，再说新晋的苏州市委书记范波，这匹黑马亦是峰哥之卒。
且和许同志同样出身发改委系统——范波在担任发改委推进长江经济带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协调组组长期间，受到峰哥直接领导（峰哥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前文有介绍的被峰哥架空的老徐），与峰哥从此建立关系。
也得益于峰哥的力推，范波此后一路主政四川发改委与自贡市。
且当年上任自贡市委书记后，他第一时间就带着班子去往经济发达的苏州市，拜访发改委时期的老同事、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许同志。
这两位“峰哥门生”波时把酒言欢，纵论天地，敲定了一系列苏州帮扶自贡的合作事项，如凯盛（自贡）新能源太阳能新材料一期项目、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苏州 / 江苏省属技术平台）赴“规划西部行”公益活动……
范波还给自贡市立下了“近学成都、远学苏州、对标昆山”的发展思路，将千里之外的昆山作为自贡“老工业城市转型”的对标标杆，签订了《昆山市人民政府 自贡市人民政府友好合作协议》、《昆山高新区 自贡高新区产业园区共建协议》等协议。
当时的人们根本不会想到，作为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西部小城自贡市的一把手，短短五年后就能沿着长江一路向东，坐镇苏州这样一座经济重镇……
而这背后，都是天宫之上的妙指生花，尽在峰哥棋局谋划之中。
除了苏州一地，中央核心枢纽、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人事组建，更能体会峰哥势能——
现任发改委主任郑栅洁是峰哥在福建时的旧部；
现任中央金融办常务副主任、中央金融工委常务
副书记王江是峰哥的厦大校友；前年 9 月从海南
被调往为怪物院任怪物院研究室一把手的沈丹
阳，福建漳州人，也毕业于厦门大学，峰哥的学
弟——这位同志的任命极具代表性，也是本文一
开始我所言“峰哥是经济沙皇”的一大例证：经
过十余年改革，今天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重心早已不在怪物院总理之位，连「怪物院研究室一把手」这个理论上的总理头号智囊，居然都非总理自己的人马，而是副总理峰哥的手下……
已无需多墨。
这就是峰哥如今之滂沱权势。
之前写过的天津 117 大厦诡异复工的会员文章，其实背后所指，就是当年主政天津滨海新区的峰哥。各位可以回溯阅读。
文章写到这里，其实我真正想要总结的本文重点，
才要刚刚开始……
还记得前文我提及的吗？——十余年前，在经济层面的峰哥 vs 强子，背后还有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进程变革之背景。
这个史诗级的变革，就是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理念与财政思维的重大转向。
具体而简单粗暴的说，即是“北大系”的退场，和“厦大系”的登台。
这是两股泾渭分明的干部队伍，系代表着两种迥异对立的经济价值观。
二者的分野，本质上是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进程中两条不同思想脉络的体现：北大一系列是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底色、强调市场机制与效率优先的“北大路径”；厦大一系则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基、强调国家主体与财政调控的“厦大路径”。
近十年的范式转换，并非简单的院校派系兴衰更替，而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即“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 之后，治理逻辑与理论工具的适应性重构。
从历史看，改革开放后，“北大重商、清华重政”成为官场人事的特点，尤其北大经济系更是成为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思想策源。
这其中以厉以宁为代表的学者群体，率先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曾被誉为“厉股份”，直接推动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建立。
厉以宁的理论贡献远超股份制范畴，涵盖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住房制度改革、三次分配理论等多个领域。
其诸多观点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
那一时期，北大经济系 77 级、78 级毕业生 (也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北大人) 大规模进入国
家经济管理部门，形成了所谓“北大系”官员群体的黄金一代，影响力在 2002-2017 年达到顶峰，数十人成长为副部级以上高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易钢、毕井泉、强子、张晓强、丘小雄、彭森、陆昊、陈宝生、廖珉。
三十多年来，北大系官员广泛分布在央行、发改委、财政部、国研中心等核心经济部门，占据了货币政策、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关键领域的主导权，政策主张也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治理：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减少行政审批、鼓励金融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等，都与北大系的学术理念高度契合。
再说厦大。
改革开放后，以邓子基为代表的厦大财政学者，继承王亚南的学术脉络，系统提出“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这一理论在 1964 年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上获得主流地位，成为中国财政学的奠基性理论。
邓子基学涯门生无数，省部级岗位官员更是数十人不止，在十八大后形成了庞大的“厦大财政学派”官员网络。
由此，厦大经济学科的理论传统与政策主张也开始深度影响国家经济治理——特别是财政学、统计学、宏观经济学等优势学科，与新时代国家治理需求高度契合，使厦大系的政策影响力显著提升。
“厦大系”的核心特征可概括为：理论根基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底色，融合西方财政学与宏观调控理论；研究方法上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注重制度分析与本土实践；价值立场上强调国家主体性与财政调控能力；政策取向上注重财
政政策的结构性作用，强调宏观经济治理与国家能力建设；关注重点集中于财政收支、收入分配、区域协调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
所以厦大系高级官员群体具有着鲜明的财政金融背景，核心成员大概包括：峰哥、刘昆、龚正、张 GL、李礼辉、邱晓华、刘国强。
北大与厦大两大学术谱系的分野，究其实质，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条路径选择：北大代表的是“引进一消化一应用”的西学路径，通过系统引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工具；而厦大代表的是“本土一建构一发展”的自立路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结合中国实践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理论。
近十年润物细无声的荡涤变革，如若透视央行、财政部、发改委、中央财办这四大核心经济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的教育背景，则可以更加清晰地
看出这十年的人事格局变化，以及背后的国家经济风向的扭转。
在 2018 年（这年启动了规模巨大的机构改革）以前，四大机构负责人中并无厦大背景官员；但 2018 年后，财政部、发改委两大核心部门均由厦大校友执掌，中央财办主任一职也最终由峰哥接任。
这意味着，财政政策与发展规划这两大经济治理工具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具有厦大学术背景的官员手中。
而央行系统虽然行长由北大的易纲担任，但副行长中出现了厦大背景的刘国强，且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央行的独立性与货币政策主导权相对下降，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权重上升。
2023 年后，易纲卸任央行行长，标志着北大系
在货币政策领域的标志性人物正式退出一线。
将视线拉长来看的话，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期内，
其实我国宏观调控一直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货币
主导”特征。
“货币”、“货币政策”一直是被人们挂在嘴边，也是凭借其灵活性、市场化程度高的特点，货币政策总是成为逆周期调节的主要工具。
比如央行会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调节市场流动性与总需求，对经济周期进行平滑。
这一调控范式与北大系强调价格机制、金融市场效率的理念高度契合，易纲等北大系官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是近十年，宏观调控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财
政政策的地位持续上升，逐渐从配角转变为主角，形成了“财政主导”的新调控格局。
这一转变则与厦大财政学派的理论传统高度一致。
我个人觉得，告别了高速增长的周期这肯定是重大背景，那么在面对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等问题时，总量型货币政策效果有限，而财政政策能够精准定向发力，通过结构性减税、专项债、政府投资等工具，直接作用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薄弱环节。
2015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财政政策成为“三去一降一补”的主要政策工具，通过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去产能、通过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通过政府投资补短板。
2018 年以来，中国持续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
费，累计减税降费超过 10 万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从 2015 年的 1000 亿元快速增长至 2023 年的 3.8 万亿元, 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这一调控范式的转换，正是厦大财政学派“国家分配论”与“财政调控论”在新时代的实践体现。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节经济的四大职能被重新强调并系统运用。
所以各位同志可以再去体会一番本次整治离岸信托大动作，这可以称之为一场针对过去三十余年历史的清算手术。
它并非一时兴起，至少在 2021 年就已有端倪一—那年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就专题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已然标志着
共同富裕从长期目标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哲学基础的差异，导致北大、厦大两派对同一经济现象往往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框架与政策主张。
例如面对产能过剩，北大系倾向于认为是政府干预导致的资源错配，解决方案是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出清；但厦大系则更倾向于从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有效需求不足的角度分析，解决方案是通过结构性政策调整供给结构、扩大有效需求。
同时，对国家在经济中角色定位的不同，也是两派最核心的分歧之一。
还记得强子曾提出的“放管服”吧，这就是北大系继承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守夜人”国家观。
它认为政府的职能应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产权等有限范围内。
他们笃信，市场自身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政府干预会扭曲价格信号、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甚至导致寻租与腐败——因此，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断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缩小政府规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针锋相对的，厦大系则坚持“国家主体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国家不仅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资源配置的重要主体与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邓子基教授曾系统论证了国家在财政分配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节经济和管理监督四大职能。
在厦大系的视野中，国家不仅是“守夜人”，更是经济发展的规划者、结构调整的推动者、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强大的国家能力与有效的财政调
控，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保持经济稳定、维护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
这种国家观的差异，直接体现在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表述上：北大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只起“更好作用”；厦大系则更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注重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强化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与调控。
两种方向迥然不同的经济洋流，必然会带动着巨轮驶向完全向左的地方，其用人、用权、用财，也必然会呈现出差异。
这是今天的峰哥之所以成为“经济沙皇”以及最关键、最亲密、最核心的领袖近身重臣的深层次缘由。
所谓巅“峰”，何为巅“峰”，皆是源于历史的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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